更进一步而言，并不是所有受影响的主体都能参与到听证过程之中，但形成的政策方案却是对不特定的主体发生效果。
这一地方立法认为该民族结婚仪式传统中以民族习惯代替结婚登记的规范是不合法的，与具有现代性、先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冲突过大，因此应予以剔除，而只对除此之外的结婚仪式民族习惯予以吸收。而民间规范传承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传承一定区域内的固有文化和传统文化，由此就与地方立法的固有性是吻合的。
这一地方立法明确禁止婚姻陋俗，旨在通过立法禁止来取缔相应民间规范。[46]我们还注意研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从中吸取那些对我们有益有用的东西。一、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基础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实践中，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是否存在融合发展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讨论二者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它认为法律不是由君王意志的诏令武断地创制，而是由法官和法学家从过去实现或没有实现正义的法律原理、法律原则的经验中发现的。地方立法融合良好的民间规范，能够丰富和完善地方乃至国家的法治体系，民间规范融合科学的地方立法，能够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法律有助于以上这两者的整合。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accent)，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认可是法的创制方式之一，不仅适用于中央立法，也适用于地方立法。
然而，仅凭直觉，我们不难发现民间规范更容易与地方立法以及地方法治建设发生关联。[38](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为此，有必要对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能够相互沟通的规范性质展开分析，以证实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具备融合发展的可能。
[6](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5、66页。[39]既然地方性和社群性能够相融通、相化约，且是理解地方立法和民间规范的两把重要钥匙，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就可以利用这两把钥匙打开融合发展的大门。
这一规定就是通过地方立法来设定禁毒的社会治理目标，并引导民间规范配合完成这一目标。五、结语 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我国法学界对民间法的研究出现了一个转向，即从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转向研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将民间规范的发展纳入地方法治建设环节予以考察，从而既回应地方立法主体扩容后对地方立法学的理论需求，又为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治国方略提供基于法治社会建设的理论阐释。[26]或者说，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基于同构的融合发展，是超越了同与异的和合。[52]陈文华：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第78页。
在当代中国，民间规范的局限性日益明显。[20]因此，官方法和非官方法是能够通过法律原理沟通的。但是，从制度演化博弈上分析，民间规范守成作为演化稳定策略达致的博弈均衡并不是绝对的。[66] 与民间规范基于集体无意识选择的自发秩序相反，地方立法则是一种基于理性规划和设计的建构秩序。
与民间规范的守成相反，地方立法特别强调创新。霍姆斯关于法律的生命是经验的判断，正是基于英国普通法的主要来源就是各个地方的民间习惯。
周俊光：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51页。【期刊名称】《中外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 进入专题： 民间规范 地方立法
[49] 同注10，韩大元书，第278页。最高人民法院选择在劳动保护的角度来展开论证，恰恰未能准确把握案件所涉及的真正宪法问题，且造成社会权面向上的劳动权亦可适用于私法关系而生第三人效力的误解。[58] [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宪法》（下册），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56页。这是我国基本法律对生命健康权的规范，虽然我国宪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生命权显然具有基本权利的地位，[49]健康权亦然，[50]它们是人格尊严的基础和一切权利的出发点。企业通过这种条款，限制公民在本企业离职后的一定时间内不得到与本企业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入职。例如单身条款案可能涉及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另外由于该企业仅要求女性而不要求男性求职者亦须在结婚时辞职，因此还可能涉及平等权保护。
[37]因为在订立劳动契约的过程中，雇主往往会凭借这种实力落差而要求雇工自愿放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以此作为缔结劳动契约的条件。此时国家的任务在于积极介入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契约关系，限制雇主的契约自由，保护雇工的个人自由。
本案的争议点是，日本宪法规定国民享有思想和信念的自由，而三菱公司在招聘员工时要求员工如实说明其政治信念，这是否违反了民法上的善良风俗条款而无效？[45]这两个案件都产生于劳动关系当中，但不能因为案件当中存在劳动关系这个要素，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事人的劳动权也能在私法关系中适用而有第三人效力。[42]从法律上说，企业的这种做法是在告诉职工：你若外出食宿，发生事故我不负责。
有学者认为宪法上的生存权是一种以国家为义务对象的权利，不应产生第三人效力。[9]不过，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自主创业和择业的现象愈加普遍，宪法学理论进而主张劳动权具有自由权与社会权的综合性质。
龚向和、袁立：《劳动权的防御功能与国家尊重义务》，《北方法学》2013年第4期，第40页。美国最高法院接受了布兰代斯律师在其辩护状（Brandeis brief）提出的观点，认为长时间的劳动有害于妇女的健康，遂判决维持州法的效力。[10] 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36]这就是职业自由适用于私法关系而生第三人效力的典型案例。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实际上就提到了劳动权，并以此作为论证的依据。参见[德]克里斯提安·史塔克：《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杨子慧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33页。
[23]因为国家如何以及承担何种程度上的保护义务，都涉及对不同手段的选择和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它不是一种可以个人化的利益，[24]无法再度权利化。[40]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21页。
[42] 吴金莲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事劳动局工伤认定处理案，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3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或许也可以说，典型意义上的劳动权正是对一系列国家保护义务的抽象和浓缩，劳动权的概念也是对一系列国家保护义务条款的简化和总括性表达。
[15]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这是因为，劳动关系虽属私法关系，但雇主与雇工之间存在显著的实力落差，雇主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公权力的社会力，而有不当限制雇工基本权利的实力与可能。因此，人们既可以说劳动权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结果，也可以说劳动权本来就是雇工个人自由所生第三人效力的结果。德国联邦劳动法院认定此种条款过度限制了个人的人格发展自由、人的尊严，尤其是婚姻自由，不仅有违善良风俗，而且违反了德国宪法上的基本规范，因此无效。
（二）劳动关系与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劳动权在其社会权面向上不生第三人效力，不过劳动关系却的确是最易生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问题的领域。它的错误，就在于选择了不正确的出发点。
雇主要求雇工放弃某种基本权利在有时甚为明显，例如美国曾有若干案件，雇主均将雇工不加入工会作为雇用的条件[即所谓黄狗契约(yellow-dog contract)]，[38]这是要求雇工放弃结社自由。既然劳动权不过是个人自由第三人效力的结果，则劳动权就不能再生第三人效力，否则就等于说自由权的第三人效力还有第三人效力，此于逻辑也有所不合。
而后者立足于私人，它要求私人也不得侵害基本权利。[10]由于劳动和职业密不可分，作为自由权，劳动权保障公民能够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劳动，在职业上界定自己的社会角色。